至近代，这种以延续香火为目的的宗祧继承制度受到了进步人士的广泛批评，在1911年制定的《大清民律草案》中，还遭到废除。
以往我们认为宪法、行政法具有限权的功能，即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公民权利的功能，并且这一功能对具有漫长封建传统的社会具有特别重要意义。但是法治建设从主体的角度而言，至少包括了国家与人民两方面的主体，片面强调一方，就会一叶障目，形成对法治功能片面的理解。
而且权利的实现不能自动进行，它往往依赖于他人的积极地行为来实现，如债权人的债权需要债务人义务的履行才能实现。因此，现实生活中的民粹主义情结成为强势话语，这对我们法治建设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局部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对实践也是有害的。整体法治强调将法治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强调全面、整体性地把握法治的现象与规律，反对孤立地、静止地对待法治，以把握法治的完整风貌。法律继承、法律移植、法律清理与法律整合在我国法制建设中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2]民粹主义表面上以人民为核心，但实际上最缺乏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2.法治的上下结构 中央与地方，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等，还有中央人民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和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关系。对此马克思有深刻批判。
如果自然状态有可能安宁和平，那么人为何还要离开它，或者说社会状态何以会出现？这涉及到洛克关于劳动与财产的理论。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一个结果。如前所述，人们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才进人政治社会的，因而政治社会的权力就并非不可限制，它受制于自己的目的。
可以说，在为现代政治法律思想奠基的时候，霍布斯与洛克的论证不能说不严密，但它始终无法消除那种个体的自由本性与国家的法律约束之间的矛盾，这构成了现代法律思想的内在难题。在人们为之雀跃欢呼之际，马克思却敏锐地看到了它的内在矛盾，认识到了它的固有限度。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因为保护军队从而保护整个国家这一行动，要求绝对服从每一上级官长的命令。如此，人与人之间就会出现贫富悬殊。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6}200。
一旦完成政治解放，确立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的暴露出来。当个人保存自身不成问题时，他就应该尽其所能保存其余的人类，而除非为了惩罚一个罪犯，不应该夺去或损害另一个人的生命以及一切有助于保存另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健康、肢体或物品的事物。其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在尘世不是通过权力而是通过劝说来行统治的。
{14}169可见，政治解放后，宗教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发展壮大了。国家就把人和人的自由联系了起来。
在专制政府下生活的人不啻于将自己置于比自然状态更坏的境地，在自然状态中，他们还享有保卫自己的权利不受别人侵害的理由，并以平等的力量进行维护权利，不论侵犯是来自个人或集合起来的许多人。这种矛盾决定了人还依然是异化中的人，要解决该矛盾而最终实现人本身，就还要进一步的批判和革命下去，直到人本身的解放。
既然如此，工具性的利维坦何以对个人具有绝对的支配力？对此，洛克（John Locke,1632 -1704）就曾评论道，人们之所以舍弃自然状态的自由而加人社会，甘受社会约束，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权利和财产，如果没有对于权利和财产的经常有效的措施来保障其和平与安宁，人们根本不会加入社会。不过，由于以自私自利为依据的实际需要是消极的，不能随意扩张，只能随社会条件的发展而发展。著名哲学家门德尔松甚至在论启蒙的文章中，还据此认为犹太人和欧洲人的历史同一了。对此，马克思评论道：政治革命把市民生活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但没有变革这些组成部分本身，没有加以批判。因为鲍威尔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因此，他提供的条件只能表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然而，各个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种强制性的规范来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种自然状态之中的关系，即相互为敌、争夺物质利益，其结果必然是战争。
霍布斯的理论只是暗含了对资产阶级道德的辩护{8}，而洛克的理论则给资产阶级道德打下了深厚的根基。当然，不带有政治性的这种自私生活并没有消失，它还继续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存在于国家范围之外，市民社会之中。
{14}179总之，宗教之于政治解放后的国家成员还有必要性。人的辛勤程度不同，所得的产品也就不同。
而在实践中，要建立政治共同体，建立民族国家，就要进行革命，打碎各种成员之间的一切障碍，寻得政治解放。在霍布斯看来，人天生残忍，因而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而在洛克眼中，自然状态并不必然是战争状态，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有明显区别，尽管有些人把它们混为一谈，它们之间的区别，正像和平、善意、互助和安全的状态和敌对、恶意、暴力和相互残杀的状态之间的区别那样迥不相同。
他们的命令纵然是极端危险或不合理的，如果不服从它们或对它们表示异议，处死也是应该的。根据基督教神学的理论，认信基督是个体性的存在事件，只要偶在的个体认信了耶稣基督作为自己的惟一救主，此个体的存在就具有了意义，对基督的个体认信跟随基督进人了那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度{18}。然而，人对于利益的盲目追求必然会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之中，在其中人不可能生活得更好，不得已，人经历自然状态到国家而进人国家，制定法律。综上所述，从霍布斯的前提出发，洛克进一步将近代自然法推向深入，他的论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圈。
{14}172如果国家并没有超越教会，还仍然与宗教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基督教国家，则这种国家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基督教强调神圣，而国家则指向世俗。马克思直接指出，此观点既片面又自相矛盾。
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为整个西方世界提供了人之终极意义的支撑，正如马克思所说，基督乃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自己的全部宗教束缚都加在他身上。政治革命必然要打倒专制的封建主义，摧毁一切特权、公会、等级。
而所有这一切都得依靠劳动，劳动让人获取所需之物，而且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的属于他的。每个人能够不损害他人而进行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两块田地之间的界限是由界桩确定的一样。
{14}194金钱在这里成了最高的存在，人们向它顶礼膜拜，它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启蒙哲学兴起以后，现代自然法思想家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将政治国家和基督教分开，因为在他们看来，基督教所要求基督徒具有的德行根本不是政治国家所需要的公民德行。洛克起步于霍布斯止步之处。如此，犹太人的实际精神成了市民社会的实际精神。
{6}6-7由此看来，在洛克的论证之中，生活于自然状态中的人所遵循的自然法有两个基本点：保存自己，保存人类。之所以没能废除宗教是因为政治解放后的人还仍然需要宗教。
宗教仍然是这种国家的成员的理想的非世俗的意识，因为宗教是在这种国家中实现的人的发展阶段的理想形式。在理论中，要像现代自然法思想所指明的那样，将所有个体都变成一个个的原子式的个体。
{6}19当然，一开始，劳动并没有给自然状态带来什么变化。{10}181{14}176二者都不伦不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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